邓稼先，年龄十八，院别为理学院第三年级，系别为物理学系。
10月16日，在清华大学校史馆“愿以身许国——‘两弹一星’元勋中的清华人”的展览中，邓稼先之孙邓昱友第一次看到了爷爷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注册片。其中张贴着一张18岁邓稼先的学生照。
在邓昱友出生之前，邓稼先已因病逝世。“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曾领导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后来的故事，邓昱友从历史书籍中一一获知。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腾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时间已过六十载。王淦昌、赵九章、钱学森、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杨嘉墀、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两弹一星”元勋的名字被一代代的中国人铭记在心。
幼年时，王淦昌之孙王世华在家中的旧物箱子上，偶然发现爷爷曾有一个化名——王京。那时，父亲并没有详细说起这位“王京”的故事。在王世华的记忆里，爷爷的故事大多存在于信箱的来信之中。家中父亲和姑姑都很少谈及爷爷的事情。
1961年，当中央希望王淦昌放弃原有研究方向，参与和领导原子弹研制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愿以身许国！”
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王淦昌指导了第1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第2次、第3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都取得重要成果。
待王淦昌晚年之时，才跟晚辈回忆求学工作的经历。受益于清华老师的引导，王淦昌选择攻读物理学，也将此作为了毕生追求的事业。“他经常对我们说，要好好学习，要钻研进去。”
在家里的电话机旁，王淦昌始终放了一个小本，专门写下来电记录。无论对方是谁，王淦昌总是一一回复。一次，家人未告知一通“并不重要”的来电。事后，王淦昌再三嘱咐：“有人打电话都是重要的事情，你们一定得跟我说。”
在王世华的记忆里，爷爷从未带孩子们去公园游玩。王淦昌把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他对我们说，我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王世华与爷爷王淦昌的相处中感触良多，“我想究竟什么是王淦昌的精神？其实就是从点点滴滴的小事，表现对事业的执着，对同事的关心关怀，对事情的责任心。”
“在过去艰难的环境下，‘两弹一星’的前辈们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屠守锷次子屠群已经满头白发。在屠群幼时的记忆里，父亲一个星期回来一次。那时，钱学森常常召集父亲等人去钱学森家里开会。回来后，屠守锷常常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母亲总是叫孩子们不要打扰他。
从小跟随爷爷陈芳允长大，陈晶晶常常坐在爷爷奶奶的身旁听他们谈话。陈芳允是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曾研制出国际领先的纳秒脉冲采样示波器。作为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陈芳允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准确测量、预报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0年，躺在病床上的陈芳允还在心系着“咱们国家的小卫星”。“可惜在爷爷去世前，没有赶上北斗卫星的发射。”陈晶晶说。
2000年10月31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从此为“北斗导航系统”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陈晶晶感慨，“两弹一星”科学家们将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为后辈非常感动，值得我们学习”。
在新设展览中，钱三强的外孙女李欣兴看到了外祖父常戴的一副眼镜。20世纪50年代，钱三强在原子能所领导创建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20世纪60年代初，钱三强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用了两年零8个月就成功研制出氢弹。
“站在这里，我仿佛能感受到他们那一代清华人炽热的爱国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在艰苦卓绝的年代面对重重的困难与封锁，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投身国家建设，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辉煌篇章。”李欣兴表示，作为年轻一代要肩负开创未来的重任，学习先辈故事，将他们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投身到新时代的伟大事业建设中。
看到了18岁邓稼先的学生照，邓昱友在展厅前驻足很久：“这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形象。”
如今已是一名临床外科医生的邓昱友，将爷爷邓稼先看作一个精神象征。他说过，“所有的科学研究是相通的”，无论是追求手术技术的精湛，还是理解生命与使命，“‘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我不断前行，为祖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为生命卫生事业，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本报北京10月16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洁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高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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