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五元钱

每日新讯网  文/孙仲兴  董立坤

      在我记忆深处，始终珍藏着一段与父亲有关的往事，那是发生在一九六〇年的一段岁月，朴素、清贫，却又沉甸甸地刻在心底。父亲那时在北票矿务局党委担任秘书，在那个年代，这份工作意味着责任、忙碌，也意味着几乎无暇顾及家里。在我的童年印象里，父亲永远是早出晚归的身影。每天清晨，我刚睁开惺忪的睡眼，父亲早已匆匆出门，奔赴工作岗位；等到夜幕深沉，我早已困意连连，也不知道他究竟几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母亲性子直爽，平日里总带着几分心疼又无奈地絮叨：“你爸天天忙得脚不沾地，比局长还要忙，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事！”

      那时的北票矿务局，条件有限，全局上下仅有一台苏联生产的嘎斯吉普车。这辆在当年十分稀罕的轿车，常常停在我家门前，先是接走父亲，再去接局长。在旁人看来，这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可父亲从未因此有过半分骄矜，依旧踏实勤恳、低调内敛。一九五八年，为了方便父亲工作，组织上将我们家从北票台吉搬到了北票南山舍宅。分配给我们的是856号独栋住房，三室一厨一卫，还有独门大院，在住房普遍紧张的年代，这样的条件足以让许多人羡慕。可钥匙刚拿到手，父亲却立刻严肃起来，主动提出让出其中一间卧室。他总说：“够住就行了，现在大家住房都紧张，能多安排一户人家，就能多解决一份困难。”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事总先想着别人，这便是父亲一辈子的底色。1962年的五月，二弟出生了，父亲沒有让那台随叫随到的吉普车，而是让我到机关大食堂借他们的手推车，我和父亲用手推车，把刚刚出生三天的二弟和身体虚弱的母亲，从北票矿务局总医院送回家。

      日子清贫却安稳，直到一九六〇年的那一天，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奶奶的干儿子孙余庆。此人曾是国民党九十三军特务队长，刑满释放后，辗转来到北票投奔奶奶。念及往日情分，奶奶没有丝毫嫌弃，赶忙让母亲下厨，做了四样家常菜，又烫上一壶热酒，热情招待。临走时，奶奶翻出几件父亲穿过的旧衣物，仔细叠好，又让母亲赶往火车站，为他买好返乡的车票。分别之际，奶奶眼眶泛红，哽咽着从怀里掏出仅有的五元钱，塞到对方手里：“孩子，老娘家里日子也紧巴，咱家的饭店归公了，老头子也故去了，全家就靠你弟弟一个人上班养活，没多有少，这五元钱是你弟弟让我交给你，带在路上用，买点吃的喝的。”孙余庆捧着那薄薄的五元钱，泪流满面，再三道谢后，才依依不舍地登上返乡的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件出于人情冷暖的小事，竟给父亲带来了无妄之灾。那个年代，政治风向严苛，稍有不慎便会被扣上立场不稳的帽子。很快，有人向上级打了小报告，局领导得知此事后，不问缘由、不听解释，一口咬定父亲立场不坚定，没有与刑满释放人员划清界限。父亲一遍遍耐心说明情况，讲述奶奶的恻隐之心、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所有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最终，组织上给予父亲党内警告处分，才算草草了结。这件事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家人心头许久，可父亲从未抱怨，也从未因此改变自己善良本分的本性。

      父亲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早年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只有几斗小米、简单的生活用品，便是全部报酬。直到一九五三年定级之后，他才开始领取工资，每月一百零三元。在那个工资普遍不高的年代，这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可后来历经多次工资改革、三次调薪，父亲总是主动谦让。每当有涨工资的机会，他总是笑呵呵地对同事说：“我的工资已经够高了，你们大多才六七十块，还是先给你们涨吧。”

      此后三十多年，父亲先后在北票矿务局矿工报担任总编，北票和尚沟煤矿，朝阳日报、朝阳市文联担任领导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可涨工资的名单里，却始终没有他的名字。他总是甘当“分母”，把机会让给同事、让给家庭困难的人。年少时，我们作为儿女，始终无法理解父亲的选择，常常在心里暗自疑惑：钱多了难道还扎手吗？有谁会放着实实在在的利益不要，一次次拱手让人？

      随着年岁渐长，我们才慢慢读懂父亲那代人的坚守与情怀。他让出的不只是一间住房、一次加薪，更是内心对名利的淡泊；他收下的不只是一纸处分、一份清贫，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正直。那五元钱，在当年微不足道，却映照出奶奶的慈悲，也牵连出父亲一生坦荡的品格。

      父亲没有留下万贯家财，没有显赫的地位，可他用一生的言行告诉我们：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待人要真诚、处世要谦让。那些看似“吃亏”的选择，恰恰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如今再想起父亲，想起那辆苏联嘎斯吉普，想起那间主动让出的屋子，想起那沉甸甸的五元钱，心中满是崇敬与温暖。那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足以让我们受用一生。

编辑：董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