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它们描述了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总体供给和需求情况。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体的总体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政府可以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来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统筹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畅通经济循环的必然选择

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总供给是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当总供给充足且结构合理时，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可能性。总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总需求的增长能够刺激生产活动的扩张，促使企业增加生产规模和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必然选择。统筹好二者的关系，资源才能够在各个生产部门和消费领域之间得到合理分配，生产要素才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流向最需要的部门和领域，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如果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失衡，会导致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并导致价格较大的波动。例如，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会出现“内卷”，导致资源闲置和浪费，严重时会出现通货紧缩，企业利润下降、投资减少，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而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在某些领域，影响其他领域的发展，严重时会出现通货膨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意味着要确保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顺畅，避免资源浪费和循环不畅。只有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才能更好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亦是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的必要之举。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的基础上，一国经济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内外部冲击和挑战，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当外部市场需求波动时，通过调整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可以缓解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全面、系统、动态地把握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同时，针对供给侧的卡点堵点，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治理的重点放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要依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作出抉择，必须根据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定，但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注重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作为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供给侧和需求侧实施的环节、落实的工具以及实施的主体都存在诸多差异，需要统筹好两者的关系，实现有机结合。

供给侧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科技创新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比如，增强供给体系的适配性，扩大有效供给，将资源更加高效地分配到各个领域，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效；加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采取积极有效的财税金融措施，鼓励支持创新创业，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部署未来产业，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等等。

需求侧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通过调节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比如，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或减少需求总量，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大体平衡；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以改变投资需求、居民消费需求、政府支出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推动实现供需结构平衡；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有效促进消费持续增长；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调整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等等。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国内需求不足。为更好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必须立足需求侧，加强需求侧管理，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总需求回升到合理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当前国内需求不足的关键手段。我国具有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较大空间，可较大力度增发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等。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推进“两重”建设。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促进各阶段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推动各地下沉财力，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补政策。加强对企业的纾困支持，坚决防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问题。推进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支持融资平台改革转型，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当前国内价格低位运行的必要手段。我国具有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较大空间。一要继续下调存贷款利率。在物价低位运行的情况下，尽管名义利率已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仍偏高。美联储和欧央行已开启降息周期，尽管其降息节奏存在不确定性，但我国仍可择机再下调银行贷款利率。考虑到当前我国存贷款息差已经较低，在引导贷款利率下行过程中，可通过增发特别国债等措施补充银行资本金。二要进一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当前，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6.6%，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央行相比，还有调降空间。三要根据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状况，灵活运用多种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开展双向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这既有助于支持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也有助于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转变。

大力提振消费。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推进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顺应人口流动趋势，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财政转移支付与常住人口相挂钩，依城市规模层次分类施策，努力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

扩大有效投资。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增加对那些能够产生实际效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领域的投资。可重点加强以下三大基础领域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和公共服务补短板。这些领域投资需求潜力巨大，有助于打基础、利长远。坚持从“投资于物为主”向“投资于物和人并重”转变，更加注重“投资于人”。以提升人力资本及加强社会保障，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壮大，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好实现良性循环。

要特别指出的是，房地产业与上下游产业关联度高、影响面大，对稳增长特别是稳定传统产业意义重大。要持续用力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通过货币化安置方式，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因城施策调减限制性措施，落实好已出台的住房信贷、税收政策举措，切实降低购房成本，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继续研究实施一系列财税配套政策，确保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着力提升供给质量

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当然也不能忽视供给侧，当前要更加注重打通供给侧的卡点堵点。一方面，要从“结构”入手做文章，注重改善供给结构和提高供给质量。另一方面，要保证总供给在总量上保持平稳增长，有针对性地精准发力。

加快推动基础材料、工业母机和工业软件等领域实现国产替代。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激励等手段，加快实现重要领域的国产替代，是提升我国产业链安全性、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要看到，在关键基础材料领域、核心电子元器件领域和工业母机领域，我国依赖进口的情况较为严重，提升国产化率是重要任务。同时我国研发设计类软件的国产份额也比较低，亦亟待提升。有必要拓宽相关企业市场应用空间，帮助企业融入国内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加大国产创新产品的推广力度，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产化替代工作，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还要推广“三首”产品，即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和首版次软件的产品，完善支持政策，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深入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科技金融体制改革，厚植创新创业沃土。坚持优胜劣汰，严厉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大力推进兼并重组，完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约束机制，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让资本市场成为一池活水。这不仅有助于吸引各类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资本市场，获得合理回报，形成正向激励，而且有助于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的功能，显著增强企业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同时，完善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特点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有力有效支持发展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这是建立更加高效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的题中之义。通过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积极化解一些行业供大于求的阶段性矛盾，能更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还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形成广泛共识，遏制“内卷式”竞争。企业应走差异化竞争路线，找准自身定位，增强核心优势，开辟新赛道、开拓“新蓝海”，把更多精力和财力倾注在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梁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