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以望道——林辰藏书小记_

《夜谭随录》《痴华鬘》《补寰宇访碑录》等古旧书。资料图片

【藏书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鲁迅博物馆参与《鲁迅研究动态》的编辑工作。那时候，这本学术研究杂志的日常业务主要由鲁迅研究专家王世家负责。王世家朋友甚多，信息来源亦广，也搞收藏。他藏有不少名人手札，如茅盾、叶圣陶、端木蕻良的，十分珍贵。与他往来较多的诸多鲁迅研究学者，不乏藏书家，如唐弢、林辰、姜德眀等。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注意到一些学者的藏书，并对许多长者的书房产生了好奇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多次去过林辰、姜德眀的家，才知道他们藏书的品位之高。林辰的房间不大，四处都是旧书，除了书架是满满的，床底、窗前都是老期刊与出版物。姜德眀书的数量不亚于林辰，藏书的条件好于林辰，一些珍贵的版本放在墙上的吊柜里。林辰与姜德明是好朋友，他们之间围绕书籍的版本有不少交流。彼此谈论最多的，是关于鲁迅著作的校勘、注释之事，兼及现代文坛中各类人物遗稿的整理。现在想来，二人的来来往往，算得上学林佳话。

林辰出生于1912年，长姜德明17岁，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不得而知。王世家后来编辑的《林辰文集》，材料丰富，有十五通致姜德明的信，看得出他二人相知甚深。姜德明的收藏与林辰的趣味接近，鲁迅书籍的初版本很多，他知道林辰也有不少宝贝，彼此也就互通有无。他们常常在一些会议场合见面，住在宾馆时也常常分享各自的版本之乐。1986年4月，姜德明知道林辰在研究鲁迅辑校的古籍，但林辰手中缺《痴华鬘》，便把自己的这本书寄给了林辰。林辰回信道：

“承赐原版《痴华鬘》一册，已收到了。古人常说的‘赐我百朋’，表述不出我的感谢与高兴！我搜集鲁迅先生作序或编辑、校订的书，只收原版，已得十之七八，《痴华鬘》是我搜寻已久而今日始得到的。”

1989年1月9日，林辰在致姜德明的信中谈到自己想阅读的几本书，有借书的意思：

“我没有《文学姻缘》，但亡友孙用先生有此书，我曾经在他的书斋里见过，确系绿面金签，如鲁迅先生之所说。您所藏的一册，若不是一九○八年东京初印本，那就是上海群益书社的翻印本了。据柳亚子先生说，群益本没有载明出版年月。至于您介绍女师院线装讲义本《中国小说史略》的文章，我还没有见到。

大著《书味集》中有一篇《鲁迅与寿石工》，其中提到高伯雨的《听风楼随笔》一书，我曾读过高的文章，很想看看这本《随笔》，但香港出版的书不易见到；您如有（或报社图书室有），能惠借一阅吗？”

看这些尺牍，能够嗅出书香之气，还有学者的功底。林辰虽然自己的藏书很多，依然觉得所知甚少。在他致朋友的信件里，能够体察到他的阅读需求，以及治学尽精微的态度。他与姜德明谈论古代版本的优劣，有文献学的底子，因此能在不同版本中发现一般人注意不到的遗存。

林辰个子不高，一口贵州口音，为人温文尔雅，看上去就是书斋之人。他每到鲁迅博物馆来开会，年轻一点的人都会问他一些掌故。他言之甚简，而每每直指要义。有一次我与黄乔生编辑“回望鲁迅丛书”，向他请教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他都一一答复，对我们的编辑思路不无启发。他去世前，决定把自己的书都捐献给鲁迅博物馆。他逝世于2003年非典期间。那年10月，我与几位朋友一起到他家中，把他的藏书拉回博物馆。有的藏品之好，填补了博物馆资料收藏的空白。如今想来，亦觉感慨良多。

在整理林辰的藏品时，能够感到他学术功底之深厚。

林辰熟悉经史子集，且心得颇多，《鲁迅全集》涉及古籍的部分多是他负责编辑的。由于其旧学修养好，保证了全集的质量。他的线装书很多，其中不少清刻本，有的是贵州史料，更多的是与鲁迅有关的书籍，如《夜谈随录》《敝帚集》《补寰宇访碑录》《谢氏后汉书补逸》等。

他的藏书中，鲁迅著作的初版本也很多，比如《域外小说集》《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等。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同代人著作的初版本数量更为可观，包括高长虹、许钦文、向培良、李霁野、韦素园、萧红、萧军、柔石、叶紫、王鲁彦、彭家煌等人的著作。藏书中的签名本也很多，如许广平、沈从文、郑振铎、孙伏园、冯雪峰、唐弢等人的签名本。这些藏书，显示了他进行鲁迅研究的多种向度：一是梳理鲁迅的文本与鲁迅涉猎的各类知识；二是整理鲁迅与同时代人的交往及相关痕迹；三是研究鲁迅思想传播的轨迹。因此，他的收藏，是有目的的收藏，是对他的学术研究和《鲁迅全集》的编辑助益良多的收藏。他发出的鲁迅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感叹，不仅源于他对鲁迅文本的认知，也与他触摸到了鲁迅的“暗功夫”有关。在鲁迅研究学者中，他是国学根底最为深厚的几个人之一。

前辈学者曹聚仁、王瑶、李何林对林辰都颇为佩服。曹聚仁还说，林辰是写《鲁迅传》最好的人选，因为他取材准确、考证细腻，且在学问上可以与鲁迅对话。我以为，这是颇为恰当的评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全集》还没有出版的时候，他就考证得出了鲁迅一些行迹的确切时间，而且都与鲁迅日记所载吻合。他还从周作人、许广平、许寿裳等人的回忆录里发现了史实性的错误，能够从众多文献里看出蛛丝马迹。比如，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有一些史料方面的硬伤，他大概是最早提出来的。林辰对章太炎、严复、苏曼殊、吴虞、沈尹默等都有研究，他看待这些人物的标准，主要参考的是鲁迅的观点，立场颇为鲜明。从他写于1945年的《人品与文品》一文中，可看出他对易节的士人是有一些微词的。他身上的气节，从他的文字中能够感受一二。

我最喜欢他谈论鲁迅古文修养的文章，比如鲁迅抄录的《沈下贤集》、编辑的《唐宋传奇集》，他都能体会其中治学精微之处。他在《鲁迅计划中〈古小说钩沉〉的原貌》一文中所涉古籍之多、看法之中正、笔触之老到，非一般学者可及。鲁迅整理、阅读的古籍多矣、杂矣，比如《云谷杂记》《百喻经》《游仙窟》等古书，如何被鲁迅注意到，林辰看法都颇为精准，这与他自身也藏书是分不开的。我在写《鲁迅与国学》一书时，对魏晋文学及典籍的理解，有些地方来自他的文章。在治学方面，林辰藏书亦研究书，重证据、重考订，身上有乾嘉学派的影子，而他行文里的思想，却是五四式的。这使他虽深泡在旧书里，却没有遗老气，文字有活力。

王世家生前谈到林辰，十分佩服，两个人围绕藏书之事有过不少交谈。他还请林辰写过访书、写书的经历。只是林辰犹豫了许久，迟迟没有交稿。这大概缘于他不太愿意谈论自己，以为自己是寻常之人，不足为道。最后，在朋友诚意邀请下，他还是写了《瑯嬛琐记》一文。文章回忆了他在重庆米亭子，上海城隍庙，北京隆福寺、东安市场等地的访书经历，读起来很是有趣。他认为，“访书也如读书一样，要手到、眼到、心到，还要加上一个脚到”。回忆自己在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淘书的经历时，他写道：

“五十年代，我每个星期日几乎都消磨在这些地方，平时白天上班，晚上就轮换着去，流连忘返。常常是毫无所获，只弄得两手尘土，一身困倦，但对各书店寻览一周，随便翻翻，也自有一种乐趣。有时发现一本两本心目中正需要的书，那高兴自然就不用说了。夜市既阑，挟书以归，要是冬天，穿过一条条小胡同，望着沿街人家窗户透出的一线光亮，抚着怀中的破书几帙，只觉得灯火可亲，寒意尽失。”

第一次读这段话，我便感到他的藏书里满是故事，每一本书细说起来都折射着不同的心绪。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那些年，我常到资料室翻看林辰所捐献的各类书刊。翻看之时，心中涌起的惊奇、感叹、兴奋之感都有。比如他藏的一些文人绝版著作，在一般的图书馆都不易见到。我后来写一部专著时，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脉变迁的梳理，一部分就借助了“林辰文库”里的资料。有时我思考文学史的细节，对照他的文章，如在山野迷路时忽然见到路标，快慰感随之而至。倘若没有这路标，暗中摸索会走许多弯路。

读书人以藏书为志，虽是始于个人兴趣，但其中求知以望道的路径，对于他人而言，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作者：孙 郁，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