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辈学人应做的事”——《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发布

李白诗（写本） 选自《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资料图片

12000余个词条、1200余幅高清彩图、400余万字……摆在众人面前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既沉朴厚实，又显流光溢彩。作为“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重要阶段性成果，这部辞典日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自藏经洞发现至今，已百二十余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回顾，“这部辞书的出版是中国敦煌学近几十年来发展的一次总结，也是一个里程碑。”

焚膏继晷 薪火相传

“我们这一部辞典是全国敦煌学者通力协作的产品，是焚膏继晷、奋发图强长达十年的结果。”翻开辞典，学者季羡林写于1994年的初版序言，仍掷地有声。

30多年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与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发起成立《敦煌学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在季羡林主持下，全国2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与，积十余年之功，共同编纂完成第一版《敦煌学大辞典》。

“那时，要出版一部囊括敦煌学近百年研究成果的综合性辞典，可谓筚路蓝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强回忆，“所幸，集全国敦煌学者之力，探索框架、精斟词条，日积月累，成就了海内外第一部以工具书形式系统展示20世纪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专科辞典。”

辞典出版之后，成为几代敦煌学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30余年过去，敦煌学研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30年来，敦煌学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主编、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郝春文向记者表示，“许多敦煌文献和塑像、壁画有了高清彩色图版，原来模糊不清的内容清晰可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学界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整体认知水平有了长足进步，很多资料的定性、定名和定年更为准确。写本学等新理论、新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提出和应用，为敦煌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参与敦煌学研究的已不限于法、日、英、俄、美等国学者，在韩国、印度、丹麦、瑞典、加拿大等国家，也都有学者从事相关研究。”

这一切，为《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的修撰奠定了基础。

《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于2018年由上述单位再度发起，组织敦煌学界近160位学者，历时6年编纂而成。词条数量由第一版的6900余条增加至12000余条，图片数量由600余幅增加至1200余幅。

“这一版对第一版进行了全面修订和系统增补，不仅增加了20世纪以来重要的敦煌学考古成果和20世纪末以来重要的敦煌文献刊布与整理研究成果，还系统增加了现代科技在敦煌学研究与保护应用方面的词条和现当代重要的国内外敦煌学人物类词条，与敦煌古代历史相关的人、事、物类词条，以及第一版未收录的其他重要门类如碑铭赞、尊像画等。”郝春文说。

“以往，我们认为，敦煌文献的数量在五万件以上，而据新的统计，数量在七万件以上，我们把新的数据写在了这版辞典中。”郝春文介绍，诸如此类重要信息的修订还有很多，例如对“敦煌学”的定义——第一版将其定义为“新兴的综合性学科”，第二版视其为“新兴交叉学科”，突出了它多学科交织的特征。

“这版辞典的修订，仍是老、中、青三代学者通力协作的成果。”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萃英学者郑炳林介绍，“撰稿人中既有方广锠这样年近耄耋的长者，也有荣新江、赵声良、张涌泉、伏俊琏等50后、60后，还有来自全国图书馆等专业机构的70后、80后。”

青年学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刘波参与了辞典学术史门类词条的编纂。对于难以查到准确资料的条目，他则联系约请了最熟悉词条内容的学者来完成。

海纳百川 谨且信实

敦煌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交往共生的重镇。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为力求反映敦煌学研究全貌，《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也如敦煌文化，海纳百川。

“这部辞典分上、下两册，选收敦煌艺术、敦煌遗书与敦煌学研究等方面词条”，郝春文介绍，“辞典涵盖敦煌历史、语言、文学、艺术、考古、宗教、学术史等7大部类，下设各时代艺术、历史地理、佛教典籍、政治、军事、天文历法、语言、文学、著作、人物等68个门类。”

翻开辞典，记者仿佛进入了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石窟、彩塑、尊像画、神话、服饰、乐舞、写本及契卷、书仪、历法、医学等内容，无所不包。

在“通论”一类中，辞典除通过“敦煌”“敦煌石窟”“莫高窟”“千佛洞”等词条概述敦煌基本情况外，还设有“敦煌汉简”“敦煌遗书”“敦煌写本”等词条，介绍敦煌留给世人的文化遗产。

在“各时代艺术·代表窟”一类中，辞典依照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代、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北宋等时序排列的词条，让敦煌艺术的脉络清晰可循。

有趣的“生产·生活·科技”类通过“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马车图”“牛车图”等，将古代敦煌地区人们加工粮食、酿造佳饮、打造工具、交通出行等日常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

既然是学术辞典，就必须反映学界最新研究情况。

“例如‘乡里’，第一版只收录了十几个。但根据新刊布、整理的汉简材料，汉代敦煌郡已知的乡里最少就有五十多个，这些成果全被纳入进来，完善了原有敦煌历史类词条的内容。与此同时，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类书等相关词条都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郑炳林分析。

“敦煌文学应当包括敦煌文物中的文学作品、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其类型包括雅文学和大量的俗文学。与刻本书籍相对应而言的‘写本’，是敦煌文学结集的最重要形式。写本和写本群不仅在一段时期内构成中国文学发展和传播的重要方式，也是当时人们阅读、品赏文学的基本形态。”在一遍遍打磨文学类词条的过程中，西华师范大学写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伏俊琏摸清了敦煌文学的主要形态和基本特征，相关词条数量也由第一版的572条增加到了第二版的845条。

“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既体现专业性、系统性，又体现世界性、时代性，是我们编纂的基本原则。”郝春文说。

由于体量庞大、涉及作者人数多，这部辞典一些部类甚至进行了四至五次校审工作，涉及文书编号、造字、标点、王朝纪年等信息时，慎之又慎、反复点校。

“贡献一版严谨信实、能泽被后学的敦煌学大辞典，是我们这一辈学人应做的事。”多位参与辞典编纂的学者表达了这样的心声，“希望它是一部工具书，但意义远超工具书。”

（本报记者 韩寒）

责任编辑：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