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动到凝聚——宋代“三衢道中”诗歌的空间审美

曾几《三衢道中》云：“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该诗影响颇大，不但被收入启蒙读物《千家诗》，而且被编入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究其原因，主要是该诗如曾几一贯风格，“轻快”“活泼不费力”（钱钟书《宋诗选注》），读来朗朗上口又意象鲜明。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作为诸多“三衢道中”行旅诗的代表作品，该诗表达了诗人对“空间流动”消极体验的消解，行旅的“非常”体验化为了喜闻乐见的“寻常”快意和妙境，在空间审美上有独到之处。

据《大明一统志》载，衢州又称三衢。“三衢道中”所书写的，通常是诗人途经浙江衢州的所见所感。唐宋时期，循运河南下过杭州、衢州至岭南或福建的线路，是南北交通干线之一。南宋以临安（杭州）为行在，衢州更是赣闽等入杭的重镇。行走于三衢道上，来往的宋代文人创作了不少诗歌，有些还直接以“三衢道中”“衢州道中”为题。宋人的集体书写，“浮现”了空间流动的诗性特征，并使“三衢道中”凝聚成为一个内蕴特别的空间符号。

从主体到客体：空间体验的错位感知

诗人在空间流动中的位点觉知、散点移动，生成了三衢道中空间的延展性、流变性，随之而来的“道中”无边无际、动荡不安之感又反作用于主体，加之通衢之地的认知暗示（“四达谓之衢”、衢道催行），造成主体感知上的客者错位。陆游夜宿衢州驿馆，心绪浮动之下，不禁道出“百年细数半行路，万事不如长醉眠”（《寓馆晚兴》）的心声。时空压缩凝滞于一点之上，诗人感慨的“衢州孤驿更萧然”何尝不是自己当下的客者写照？杨万里《九月一日夜宿盈川市》诗中“两岸渔樵稍灯火，满江风露更波声”之句，形象描绘了夜色之下茫远空间挤压、一叶孤舟漂荡之状。如此，诗人不禁喟叹“病身只合山间老，半世长怀客里情”。华岳《三衢道中》诗用“浊酒三杯路二千”“故人家在夕阳边”之说，将空间距离放大，这也是旅人孑然为客的内心显现。

“瀫水柯山”是三衢道中的典型意象，在诗歌中时常对举出现，如“浪纹来穀水，地势逼柯山”（李纲《三衢道中》）、“天眷难留，片帆归去，縠水柯山，故人携手”（仲殊《醉蓬莱·报一阳初动》）等。面对恒动的瀫水（又称穀水、縠水等，今称衢江）和隐喻的烂柯山，旅人的动荡之感、过客心境便会被陡然强化。取道衢州以舟行为便，而衢江众多支流为山溪性河流，坡陡水急。“何曾费一棹，才瞬已数里”（杨万里《苏木滩》），“贪看下水船如箭，失却柯山无处寻”（杨万里《下鸡鸣山诸滩望柯山不见三首》）等，道出了舟行的瞬移感和不由自主的流动感。而作为“岸”的形象出现的烂柯山，是“局上”与“人间”、“不变”与“变”之间强烈冲突的暗示性存在。“局上闲争战，人间任是非”（朱熹《题烂柯山》），“篮舆访客过仙村，千载空余一局存”（陆游《访毛平仲问疾与其子适同游柯山观王质烂柯遗迹》），道出的便是置身时空“大局”流变中的不可抗拒和无可奈何。

从他乡到故乡：空间关系的极化牵引

对于旅人来说，三衢是地理上的异地、心理上的他乡，与稳定的空间坐标——故乡对立为截然的两极。“道中”的动荡之感和抽离心绪，会刺激回归冲动，从而牵发“精神望乡”。蒋捷的“朝卷帘看。暮卷帘看。故乡一望一心酸，云又迷漫，水又迷漫”（《一剪梅·宿龙游朱氏楼》），赵师侠的“去程何日定。天远长安近。唤起新愁无尽。全没个、故园信”（《霜天晓角·三衢道中》），李纲的“行色虚无里，人声烟霭间”“僧房清夜宿，幽梦到乡关”（《三衢道中》），陆游的“宦途商略无安处，早晚归耕剡曲旁”（《过江山县浮桥有感》）等，诗意地呈现了望乡、盼乡、梦乡、归乡的系列行为和心理活动。而三衢道中“迷漫”“天远”“烟霭”“无安处”的异乡感受，正是触发望乡体验的重要因素。

除了现实中的乡土，“乡”还有以京都为指向的家国之意。“‘家园’又可以由此拓展为代表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泛家园意义。尤其是在古代中国，按照家国一体的伦理结构，人为地设置了一种由‘家’而‘国’、从家乡到王都的现实与心灵出游的特殊通道”（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南宋时，衢州作为杭州的第二圈层区域（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渐离京城却未行远。在地理可达又心理似乎“可见”的情况下，行走三衢道中便易触发这一特殊“望乡”。赵鼎的《趋三衢别故人时车驾幸杭州》诗将衢州和杭州共置，并云：“功名元与世缘薄，兵火向来吾道穷。独倚危楼凄望眼，青山无数浙江东。”诗人在衢杭之间西去又东望，有志不伸的落寞和家国忧思跃然纸上。陈亮《七娘子·三衢道中作》云：“卖花声断蓝桥暮。记吟鞭醉帽曾经处。蜀郡归来，荆州老去。心情零乱随风絮。”词的上阕又有“当年梦绕蓬山路”之句，诗人或以长安指向杭州，所表达的是如司马相如、王粲般不得志的愤懑之情。在诗人隐晦的笔下，衢州被赋予了与杭州对举相望的特殊位置。叶适《衢州杂兴二首》诗中有“地跨京师都邑壮，俗兼吴楚智谋深”“堪笑腐儒何用此，只今飘转楚江西”等句。“地跨”一词将衢州与杭州进行了地理并联，并在心理相望之下放大了“腐儒”“飘转”的自嘲自怜。诚如李龏所言“南行无罪似流人”（《三衢道中》），陆游南下福建、江西任职时，颇有“似流人”的不平，“去国不堪心破碎，平戎空有胆轮囷”（《夜行宿湖头寺》），“无情最恨寒沙雁，不为愁人说杜陵”（《衢州道中作》）。然而被召入杭再经衢州，语调就变成了“敢辞行路难，渐喜京邑近”（《衢州早行书怀》）。空间渐近之下的内心渐喜，其实是望京之思在“作祟”。

从非常到寻常：空间经验的转移叠合

三衢道中的宋代诗歌书写是两种转向的叠合，即空间经验转移与宋代文人的日常审美转向的叠合，并以熟悉之境、寻常之物达成日常经验的投射，以此消弭空间流动带来的不适。毛幵作为本籍诗人，“回首吾庐，思归去、石溪樵谷。临玩有、门前流水，乱松疏竹”（《满江红·怀家山作》），其思归所念是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正是这样的“溪山人家”，有“家山”“吾庐”的共鸣，是安顿身心之所。王安石《寄平甫弟衢州道中》云：“浅溪受日光炯碎，野林参天阴翳长。幽鸟不见但闻语，小梅欲空犹有香”。在浅溪光影、幽鸟梅香的亲和惬意之中难免睹物思亲。“可惜一溪桃李树，贪程不得过桥看”（刘克庄《江山道中》），“几树旗枪茶靃靡，一溪鳞甲水潺湲”（胡宿《三衢道中马上口占》）等溪山林间的娓娓道来，皆有恋恋不舍和似曾相识的亲切。此外，杨万里的《插秧歌》《江山道中蚕麦大熟三首》《衢州近城果园》和辛弃疾的《浣溪沙·常山道中即事》，所写的无不是插秧、麦丰、蚕收、果熟、沽酒、煮鱼、卖瓜等乡间琐碎，但家长里短里却有生趣和温度。三衢之地也有被惦记之物，如杨万里“一生爱杀招贤酒”（《过招贤渡》），陆游“名酒忽堕前”（《偶得石室酒独饮醉卧觉而有作》），曾几“欲作柯山点”（《迪侄屡饷新茶二首》）。这些酒茶之事，是诗人既往空间经验与当下环境的结点，途中寻觅所喜之物慰藉，此后又念念不忘。

要之，“三衢道中”行旅诗所呈现的空间流动，既是宋代交通往来之实，也是诗人审美观照下的诗意表达。感知的客化、体验的极化及经验的转化，是其空间审美的基本范式。由此，以“瀫水柯山”“望乡之地”“溪山人家”为特征，“三衢道中”成为一个凝结了主体与客体、情感与理性、现实与经验的诗性空间符号，既蕴含了时空流变的朴素真理，承载了漂泊望乡的文学母题，同时也交织着衢州的历史情境、地缘处境和风物环境。

（作者：林德张，系浙江师范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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