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的生成与嬗变

高尔基认为，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不仅是文学的载体和工具，更是文学的思想本身。作为“人之初”的文学，儿童文学助益儿童的母语习得和身心成长。中国儿童文学是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质”体现在思想和语言两个层面上，是思想现代性与语言现代性的融合。不过，在百年中国的动态语境中考察儿童文学的语言本体，以语言变迁观照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进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吴翔宇的新著《初语的风景：语言变迁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研究》（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探索。

在语言与思想相互关联的视域中，该书将语言工具性与思想本体性相结合，通过文学语言统摄中国儿童文学的诸多本源性议题。该书共5章，前4章属于学理分析，论者分别以语言变革、资源转换、话语变迁和文体发展为切入点，探究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现代化的机理和特质。第五章的重心在于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发展史，依循以文本个案反映社会结构的逻辑。立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本体，论者将儿童文学语言变革与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的演变融合起来，并借助这种双向互证的结构凸显了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的现代品格。

对“元概念”的阐释是寻绎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的主体、机理及表述等核心议题的基础。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该书将这一阐释融入现代中国的动态文化语境，以此介入中国儿童文学“民族性”与“现代化”的话语实践中。由是，一种表述“现代中国”和“新人想象”的儿童文学语言形态得以显现，并辐射到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演进的各个阶段。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中国儿童文学语言内在的结构性困境是两代人的话语冲突，具体体现在“谁来说”“说什么”和“怎么说”三个方面。在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中，成人是创作者，也是语言的表述者。考虑到儿童读者语言的接受水平，成人作家不得不转换自己的语言。但转换不等于迁就，两代人话语沟通的议题由此产生。例如，书中提到叶圣陶在创作《稻草人》时深感“为儿童”创作的艰难，这表明叶圣陶当时已经有了“儿童文学”的标准，但在写作中尚未找到合乎这种标准的语言方式。总之，该书没有漠视儿童文学语言表达系统的特殊性，从代际语言交流的层面探究了“为儿童”与“为成人”的话语错位现象，提出了重构中国儿童文学语言主体性的理论命题。

该书的一条主线是将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变迁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变结合起来，从而揭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质地。书中提到，中国儿童文学语言有三个来源：一是口头文学；二是翻译文学；三是文言文、方言等。经过现代化、中国化和儿童文学化的语言变革，这三种语言最终成为育化中国儿童文学的质素。由此观之，该书将语言的“微观研究”与儿童文学发展的“宏观研究”相结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品性，而且从中概括出指向儿童文学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探寻其对推动儿童文学文体、批评话语的影响，进而将体制考察与精神阐释结合起来，为思考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综合性力量提供了学理依据。

此外，该书还以表述人类童年生命与新人想象的现代性诉求为出发点，发掘了中国儿童文学内蕴的精神气度，为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形象提供了新的视野。在一体化的语言体系中，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没有丧失主体性，同时还助益了母语现代化的生成与发展。不言而喻，语言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为了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发展史，论者划分了4个发展阶段，并以语言变革的内外动因为抓手，论析了现代汉语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定型过程，从而整体观照语言形式的变迁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深度影响。

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的特殊性取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又要放置于新文学的整体框架中予以考量，对此命题的持续追问，使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演进的轨迹及面貌得以呈现。该书没有孤立地讨论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的本土性，而是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获取思想资源，在母语文学谱系中辨析内外语言资源的连接与互动。实际上，这种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向互动形塑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形象，它不仅为中国儿童文学“讲好中国故事”创设了新的视窗，而且也为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借鉴启发。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建伟